陈寅恪著作的标点符号

陈寅恪1941年写定的《唐代政治史略稿》,并不存在胡适批评的“标点尤懒”问题。可惜阴差阳错,这本书稿寄出后,陈寅恪以为丢失了,遂请人用初稿“拼凑成书”,这是他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此后陈寅恪的视力每况愈下,终至完全失明。几十年后蒋天枢主编《陈寅恪文集》,“以《元白诗笺证稿》为楷模,不许越雷池一步”,甚至原稿有“书名专名之符号”的,也“一概取消”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编辑《陈寅恪文集》时,充分尊重了陈寅恪的意愿,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补救。

——编者

(本文首发于2020年7月2日《南方周末》)

陈寅恪在家中为学生授课。

股票委托交易胡文辉先生近作《陈寅恪与胡适五题》(载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0年6月5日)之三《新式标点问题》提到,胡适1929年曾写信给陈寅恪,讨论陈寄去的论文《大乘义章书后》,顺便提了个意见:

鄙意吾兄作述学考据之文,印刷时不可不加标点符号;书名、人名、引书起讫、删节之处,若加标点符号,可省读者精力不少,又可免读者误会误解之危险。此非我的偏见,实治学经济之一法,甚望采纳。(《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下册761-762页)

又引胡适日记的吐槽:

股票委托交易读陈寅恪先生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赖[懒],不足为法。(《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第657页)

文辉先生认为:

可惜,陈寅恪似未接受胡的意见。观其论著格式,最基本的标点虽不能不用,“引书起讫、删节之处”则采取另起段并退格的处理方式(不用省略号),但“书名、人名”仍无标识,终不免“标点尤懒”之讥。……论者多举出陈氏1965年致出版社的信为据。陈在信里有一句:“标点符号请照原稿。”可见在使用标点方面,他还颇有文化自信呢。

股票委托交易文辉先生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因为我长期工作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其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下简称“中华上编”)在陈寅恪先生生前身后出版过他的著作,涉及其著作标点符号的处理问题。陈寅恪先生给出版社写信可以不加标点符号(参见拙辑《陈寅恪先生致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书信辑注》,《拙斋书话》,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以下引自该文的书信不再出注);但他的著作为了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还是加了标点符号的。

手写清稿尚存天壤

陈寅恪先生是如何使用标点符号的,可以从其《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一窥究竟。《唐代政治史略稿》即《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书异名,后者为1943年5月由时在重庆的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所改。陈寅恪先生曾对蒋天枢言:

此书之出版,系经邵循正用不完整之最初草稿拼凑成书,交商务出版。原在香港手写清稿,则寄沪遗失矣。(蒋天枢《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序》)

《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内文页。

陈寅恪先生的手稿留存的不多,极为珍贵,但想不到这份手写清稿尚存天壤。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寅恪文集》后,当时保管这份手稿的企业家王兼士先生将此手稿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蒋天枢先生细读手稿后认为:

清写稿系定稿,其中仍有改笔,有红色校笔,即双行注与括弧之增减,亦细密斟酌;其他,一字之去留,一笔画之改错,一语之补充,及行款形式之改正,无不精心酌度,悉予订正。由此具见先生思细如发之精神与忠诚负责之生活态度。先生尝称温公读书之精密,师既已效法之,而更阐发昔贤所未及见到之种种问题,斯先生之所以卓绝于今世也。(同上)

这份手稿,使读者得以清晰地了解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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